二是加大对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但是，让权让利的改革，跟中国政治的集权体制改革没有接轨，虽然是分权让利了，但没有同时引入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就造成了经济上让权与政治上集权的矛盾。税收的法定原则，只是宪政的第一步，还有第二步，就是税收的宪政。
中国这样的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要搞市场经济，在改革过程当中这一块不能绕过去，如果处置不当，早晚会出现问题。这是中国最早的与宪政最接近的思想。地方大量的财权、财力，通过分税制，又重新集中到中央的手里了。在西方的历史上，不管是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还是法国大革命，都与税收有直接的关系，中国也不例外。一年前去世的宪政学者蔡定剑曾经敏锐地指出，财政税收和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之间的界限问题，是宪政制度的源头。
由此，整个地方政府的财政与土地、与房产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归根到底，这是一个财政和税收的问题，为什么说宪政里面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税收问题，源头就在这里。总体而言，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
除了民间融资的风险以外，十万亿以上的地方债务也是悬在中国金融市场上面的一个堰塞湖，而且随着土地市场的低迷，地方债务的风险日益显露。如果节奏控制不好，2012年通胀进一步恶化的可能反而大大增加。增长的主要动力依然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预期2012年投资仍维持24%左右的增速。初步预期2011年全年经济增速维持在9.2%，明年则进一步下滑到9%以下。
财税政策上，尽管民间对于减税的呼声日高，而且财政收入连年保持在30%左右的增速，减税空间巨大，但随着土地财政的退潮和地方债积累的风险日甚，庞大的财政供养人群有增无减，供养标准有升无降，减税和紧缩财政开支这一被金融危机时期各国广泛使用的财税政策难以得到有效实施，因此企业和个人不要期望政府财税政策上的优惠。以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的温州高利贷链条断裂，是市场运行过程中自我矫正的必然结果，从中央到地方对温州高利贷的救助，虽然暂时掩盖了金融问题的爆发，但无疑是为今后酝酿了更大的危机。
可以说，2012年是中国金融安全的大考之年。从最近社保账户吃紧和企业被强制从缴纳三项社保到五项社保来看，企业经营的成本会进一步上升。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虽然目前而言，通胀问题仍然是货币政策关注的主要目标，但如果经济增长持续滑坡，政府极有可能又会将增长取代物价控制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另一方面，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引擎—-投资，也难以持续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动力，而且08年以来政府天量投资支撑的增长正日益显现出其弊病，具体表现有地方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蔓延，宏观经济陷入滞涨风险也在增大。然而中国多年来形成的维经济增长的政府治理模式往往使得政府对于微观经济过度干预，地方政府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阻碍增长方式的转变，各相关利益集团自身的利益诉求又往往使得宏观经济政策朝令夕改，使得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防范让位于暂时的经济增长，从而使后期的风险积累得更大、更难治理，这是比经济增速放缓自身更大的风险中国某些媒体和学者受西方舆论误导将此视为与时俱进的改革，某些地方甚至开始试点推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改革，将会损害职工利益并造成威胁社会稳定的隐患。由此可见，必须区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美欧模式，社会改良与新自由主义的美欧模式截然不同。
当前欧洲债务危机的形势远比2011年初更加危险，欧洲国家经济普遍疲软不利于美国的出口和就业增长，2011年3月日本爆发地震和核灾难后经济陷入衰退，中国经济由于调控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增速趋缓，美国很难在各大贸易伙伴增长趋缓时加快经济复苏。当前欧洲经济正面临着同美国经济一样的危险形势，欧洲深陷债务危机的深层原因其实是遭到了美国金融战争的攻击。
希腊全国劳工总会主席欧罗斯将美欧强加政策比喻为金融战争，指出民众正在丧失权利、丧失他们的未来，这个国家不能不战而败。目前拆除金融衍生品定时炸弹正变得越来越紧迫，因为根据美国财政部货币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华尔街大银行所持有的金融衍生品数量比2008年危机高峰时还增长了41%。
这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起因是美国次贷危机，但是，欧洲遭受危机冲击的程度反而超过了危机发源地美国，2009年末美元遭遇信誉危机出现大幅度贬值之时，美国金融垄断财团不失时机发动了金融战争攻势，大肆炒作自己参与孕育的迪拜和希腊债务泡沫，美国权威金融评级机构也骤然调高了迪拜和希腊的风险评级，促使迪拜和希腊借贷成本大幅度上升并引爆了债务危机，扭转了美元大幅度贬值的势头并出现了强劲反弹，美国虽然是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但经济形势反而好于欧洲，将一度威胁美元霸权的欧元经济拖到了分崩离析边缘，显示了美国有能力通过金融战争向别国转嫁巨大危机损失。中国民众、企业界、金融界应应充分吸取2008年和2011年的教训，善于从金融战争的高度识别西方媒体和高盛等金融财团的舆论误导，2012年应避免落入股灾陷阱和各种有毒资产陷阱再次蒙受巨大损失。中国必须重视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在奥运前夕的反华表现，利用经济、外交政策筹码迫使其回到传统的对华友好道路上来，否则将像农夫与蛇的寓言故事那样很可能好心救难反遭伤害。中国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刻认识美欧债务危机的本质，提出更好维护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解决危机政策主张。中国将依据马克思理论而非西方的普世价值理念，努力建立远远超越美国模式的真正民主制度。西方国家实行的严厉打击投机的金融管制化政策，更多借鉴了马克思的金融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理论，而不是被实践证明容易刺激泡沫经济膨胀的凯恩斯宽松货币政策。
2011年12月全球最大的财经通讯社彭博新闻社披露的信息，对于中国考虑是否援助美欧债务危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美国民众不仅被迫承担了挽救华尔街的巨大纳税负担，背上了未来子孙数代人都难以偿还的沉重债务包袱，还被指责为享受过高的社会福利保障导致了财政危机，恰恰在忍受危机剧痛时被迫削减维持生存的社会保障权益，难怪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者纷纷打出的标语，强烈谴责美国政府用纳税人金钱挽救华尔街而出卖民众利益。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经历短暂缓和后再次升级，引发了全球投资者恐慌和美欧股市的大幅度下跌。据彭博新闻社报道早在2008年秋季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前，美联储已经向华尔街银行大规模注资救市7.77万亿美元。
美国并不因萨科奇、默克尔转向亲美而善待欧洲国家，反而趁机发动了凶狠的金融战争将欧洲拖入有毒资产泥潭。2011年中东国家发生的政局动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有些人认为发展中国家专制、贫穷且容易发生动荡，美国政治民主、经济富裕因而容易保持社会稳定，其实，美国陷入经济危机后也面临着社会动荡风险，包括紧缩财政削减社会保障不断引发的各州示威、罢工活动，特别是倘若压制占领华尔街运动堵塞和平的改革途径，美国一旦经济危机升级时将面临全面动荡和暴力革命危险。
许多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都倡导效仿美欧模式，例如吴敬琏先生前不久还发表了一本著作，称他倡导的改革目标模式实际上就是美欧模式。冷战时期西方推行社会改良政策是迫于社会主义的强大压力，今天也需要有社会主义和各国民众施加强大的压力，迫使金融资本收揽贪婪本性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改革，才能挽救这次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当时世界各国都普遍制定严格的金融管制法律，不会容忍类似索罗斯等金融大鳄的投机活动，敢于以身试法的金融投机家必然遭受牢狱之灾。我做出这种与众不同的判断并非妄加猜测，而是通过长期研究发现了西方经济危机的新特点，我的著作《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指出，当前美国金融垄断财团具有了一定程度的人为操控危机的能力，能够蓄意制造各种经济泡沫的膨胀并控制泡沫的引爆过程，这样就能将具有巨大破坏威力的危机作为武器，有选择地定向攻击国际对手以谋求全球霸权利益，掠夺各国广大民众财富并通过各种途径转嫁危机损失。
法国、德国曾强烈抵制美国的单边政策和经济政策，因而受到2001年美国网络泡沫破裂危机的冲击较小。欧洲深陷债务危机的深层原因其实是遭到了美国金融战争的攻击。
这说明有必要搞清楚社会思潮演变的来龙去脉和历史原因，进行深入细致的理论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帮助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六个为什么的重要意义，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自觉抵制美国宣扬的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误导。当前美欧债务危机暴露了美欧模式的深层次弊端，金融和经济危机正向社会和政治领域不断蔓延，引发了民众对美欧经济政治制度的强烈不满和抗议活动。
据英国某媒体披露欧盟区银行体系的有毒资产已远远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政府注入巨资挽救银行破产后又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二战后西方社会改良时期普遍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化政策，严厉限制外汇、股票、期货等金融投机活动，以确保当时匮乏的外汇、资金和物资资源，能够集中用于战后经济恢复和重建而不被投机活动浪费。
2011年初以来我曾多次撰文指出，2011年美国的经济形势很像2008年严重金融风暴爆发前夕，值得引起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高度关注。但是，一年之后希腊危机丝毫没有缓解却陷入了更糟糕境地，希腊民众再次陷入新一轮野蛮掠夺之中，养老金和社会福利被强行大幅度削减，港口、机场、公路等公共财产被大规模廉价拍卖。美国政府不断膨胀的国债泡沫达到了惊人规模， 2011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1.6万亿美元，美国政府维持运转需要筹集3万亿美元资金，而美国一年国内的全部储蓄总额仅为6千亿美元，将会反复突破国会允许的最高借债比重上限，意味着美国迟早将像希腊一样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希腊10年期债券的利率已从8%飙升至30%，两年期债券的利率更是飙升至惊人的80%，高利贷枷锁正迅速将希腊民众变成无法赎身的债务奴隶。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事实说明美联储和华尔街早就知道即将爆发金融危机，早就知道了美联储的大规模注资救市毫无成效，但是，他们却一面向国内外投资者蓄意隐瞒了这些重要信息，一面以种种借口伸手向国内外投资者要求提供援助，如游说中国购买了数千亿美元的濒临破产的两房债券。美国国会围绕国债上限的争吵表面上激烈，但是，却仿佛像蓄意制造烟幕弹一样掩盖了真正的实质问题：为何美国投入了史无前例的巨额救市资金却效果不佳？究竟是怎样的巨大金融黑洞能吞噬这些规模庞大的救市资金？为何金融财团拒绝披露救市资金的具体用途？为何广大民众无法分享到富豪所享受的经济复苏？为何实体经济和就业状况始终无法得到明显改善？为何当前经济复苏疲软乏力同二战后形成鲜明对比？当前美欧实行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却难以走出经济困境，说明二战后美欧出现危机缓和的黄金时期并非凯恩斯主义功劳，而是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形成的强大现实压力，迫使西方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而非凯恩斯主义理论，被迫推行了一系列收敛金融资本贪婪本性的社会改良，当时世界各国盛行的潮流是国有化和金融管制化，同20世纪80年代美欧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截然相反，同美国竭力在全世界推广的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截然相反。
当年西方的民主模式和某些人崇拜的民主社会主义，根本无法避免发生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今天也需要有广大民众和社会主义施加强大的压力，迫使金融资本收揽贪婪本性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改革，才能挽救这次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美国官方后来将2011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从1.8%，调低到微不足道的0.4% ，如此低的经济增长率不可能支持就业大幅度增长，这就暴露了美国官方的就业增长数据是虚假的，盖洛普等独立民调机构根据家庭抽样调查数据，做出当时就业大幅度下降的结论更为符合实际。
当时世界各国经常因外汇短缺面临货币贬值危机，但是，通过加强外汇、金融管制一般都很容易克服困难，不会像东南亚危机中那样让货币危机蔓延成全面经济危机。有些经济学家和研究美国专家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过于信赖美国权威机构发布的统计数据，相信美国官方宣扬的经济复苏状况良好的判断。
